文 | 老涵
編輯 | 老涵
荀子（約公元前310–215年），早期儒家傳統中的第三位偉大思想家，直接與孟子對人性善的信仰相矛盾。
他認為，人們天生就很壞，但他們可以通過教育和正義統治者的良好榜樣，以懲罰頑固者的威脅為后盾來改變。
他認為社會秩序是宇宙秩序的反映，敦促統治者培養儀式和正義，將其作為適當（等級）社會秩序的關鍵，并重申了孔子的正名學說。
學者們認為，他的許多優美的文字實際上來自于他的畫筆。他的思想是戰國晚期最為復雜的思想之一，能夠區分和融合多種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
盡管他生前在政治上并不成功，但他的著作顯然對將儀式應用于政府官僚機構，以及將占卜、詩歌、歷史敘事、音樂和儀式等一些關鍵文本經典化為儒家學術的「經典」 產生了影響。
荀子的歷史聲譽一直受到輕微損害，因為他懷疑，如果沒有嚴格的教育紀律，人的本性就可能是好的。
因為他的兩個最著名的學生韓非和李斯與通過嚴厲懲罰的法律規范控制社會的政策密切相關，而不是信任模范國王表現出理想的「人道」行為。
最具影響力的反儒家思想家是莫迪（公元前480–390年）。
《墨子》是一本高度不同且保存不均的文本，但從儒家對墨子思想及其幾代弟子的行為的批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思想曾經廣受歡迎并具有影響力。
與儒家將宗教忠誠與昂貴的葬禮儀式等同起來不同，墨家強調節儉。雖然儒家傾向于關注儀式的社會作用，但墨家警告不要忽視鬼魂和精神的超自然世界。
最后，最令儒家反感的是，墨家不尊重統治者和仆人、父親和兒子、上級和下級的傳統社會等級制度。 相反，他們提倡「不偏不倚的關愛」。
在墨子看來，地位、親屬關系和社會關系不應影響一個人對他人的關愛。與墨家文本相關的還有關于邏輯、防御戰和其他技術主題的章節。
與強調法律作為社會控制基礎相關的經典文本包括《商君書》（《商君書》，歸屬于商鞅，公元前338年）。
這本書描述了作者在秦國實行的改革；它的大部分內容現在被視為後來追隨者的作品。
公元前四世紀中期的改革，包括人口登記、組建五個家庭共同責任單位、動員國家從事農業和戰爭，以及使用獎勵（特別是戰場成就）和懲罰（任何違法行為），在秦國崛起成為壓倒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尚勛爵冷酷的極權主義眼光標志著他是戰爭國家時期最具獨創性的思想家之一。
沈步海（約公元前400年–約公元前337年）與商鞅、韓非子和其他一些人一起，經常被描述為屬于「法家學派」，但這一標簽掩蓋了這些政治理論家之間的重要差異，這些差異完全破壞了「法家」的概念。
這本被歸為沈步海的書并沒有完整保存下來，但從清代學者收集的其他著作中的引用中可以得知。
幸存的碎片顯示，沈步海被認為在漢擔任要職，他主要負責行政事務，如官員的任命、評估和晉升。
《申子》（約公元前350年至前275年歸《申道》所有）是眾多戰國文本中的另一部，僅在引用片段中幸存。沈道和沈步海一樣，經常被描述為法家，但并不令人信服。
他沒有強調懲罰性法律，而是從一個前提開始，即人們有不同的才能和能力，但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私人利益。
因此，社會秩序需要一套清晰、一致的規則，每個人都能理解，并且可以在沒有困難或怨恨的情況下遵守這些規則。
《韓非子》（約公元前280–233年）的作者與漢的統治家族有關。他和他的同學李斯一起學習荀子，李斯在秦國的偉大征服和統一運動中成為秦國的總理。
韓非應邀前往秦國，很快被指控為漢朝特工，并被迫自盡。這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書，以清晰、精煉的散文寫成，主題非常多樣，包括政治文章、歷史軼事，甚至是對老子的評論。
韓非建議統治者要遠離他人，不信任任何人，在必要時使用權宜和戰略優勢，并將獎懲作為「政府的兩個把手」。
他的作品是戰國晚期政治思想的特點，因為它大量地和折衷主義地借鑒了各種思想家和文本。
傳統上，老子或道德經被認為是與孔子同時代的一個可能是虛構的人物，如果他存在的話，人們對他一無所知。
它融合了政治策略和自然主義思想，現在被認為是公元前四世紀的作品；眾所周知，它在當時以多種變體或不完整版本廣泛流傳。收到的文本可能是漢代編輯的作品。
在這篇文章的戰國版本中，「德」一節先于「道」一節。這一順序在漢代被顛倒了，可能是對儒家學者對「德」的重視的回應。
《道德經》引入了「道」的概念，「道」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統一力量，等等——作為發生變化的互補對立。
文本顯示了對陰的強烈偏好，使用水的比喻，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堅硬的石頭會被磨損。
與尚大人的愿景有著奇怪的呼應，道德經的統治者是一個遙遠而可怕的人物，統治著一群無知的農民。
但在這里，他統治的不是法律和行政，而是通過一種仁慈而神秘的「權力」或「美德」。
這意味著另一個在中國哲學中被廣泛使用的術語「無為」。
因為圣人統治者與宇宙之道完美契合，他不需要采取任何有目的的行動；「他什麼都不做，但什麼都沒有做。」
《莊子》通常與《老子》一起被歸類為「道家」作品，盡管在戰國時代，這個詞的確切含義并不清楚，因為每個思想家都認同道的一種或另一種定義。
通常被分成兩種對立的道概念：「人道」、「仁道」和「宇宙道」或「天道」、天道。
正如《道德經》和《莊子》所反映的那樣，「道家」認為世界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宇宙道的人的存在；我們所理解的現實是氣的不斷轉化過程所產生的影響。
傳統上歸為莊周（公元前370–300年），文本分為七個「內部」章節、五個「外部」章節和十一個「其他」章節，每個章節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時間組成層。
筆者認為：里面的章節可能是莊周寫的，可能是他的追隨者寫的；外部和其他章節通常被歸為「原始主義者」（或自然主義者）作者，「融合主義者」作者，《莊子》與老子的道觀相同。
認為有必要成為一個自我修養的圣人統治者，但它也強調了擺脫世俗糾纏的重要性；其理想社會的愿景是一種歡快但不切實際的無政府主義。
文本的特點是對相對主義的強烈承諾；有約束力的判決是不可能的。
這部作品最著名的一段描寫了莊周在樹下打盹，夢見了一頓黃油大餐；當他醒來時，他不知道自己是莊周在夢見自己是一只黃油，還是一只黃油在夢見自己就是莊周。
莊子活潑而獨特的散文風格使其成為後來的詩人和畫家的最愛，他們信奉從社會義務中解脫出來、在自然中游蕩作為超越之路的理念。
揚子，只存在于零星的引用中（包括《莊子》中的一些），被認為是一個名叫楊朱（公元前四世紀）的神秘人物。
他有時被稱為「享樂主義者」，對維護和延長自己的生命以及避免世俗糾纏的必要性持極端觀點。據著名的報道，他曾說過，為了拯救世界，他一根頭髮都不會掉。
忽視凡間世界及其問題，將其視為虛幻，追求個人不朽，隱含著對更真實的超自然世界的信仰，將繼續成為中國歷史上道教、佛教徒和其他人選擇的一條流行道路。
作為通往更具參與度的儒家社會理想的另一條人生道路。
惠施（公元前四世紀晚期）和公孫龍（公元前320–250年）的著作有時被歸為「邏輯學家」或「辯證學家」。他們的作品只能從引用的片段中得知。
惠氏以一系列悖論而聞名，比如「正午的太陽已經在下降，一個活著的人已經在死亡。」
這引用了道家的觀點，即一個概念的任何方面都自然地體現了它的反面：最大的上升意味著下降；生命意味著死亡。正如《道德經》所說，「反轉是道的運動。」
最著名的是「白馬不是馬」。（「馬」這個概念沒有規定顏色，所以「白馬」和「馬」并不完全吻合。）
通過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話語，他們在探索語言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他們可能是在回應智力者使用相同的詞語來表達不同的意思而產生的困惑。
另一個因素可能是，隨著心臟地帶長途旅行變得越來越普遍，人們對漢語地區方言的接觸也增加了。
博物學家鄒衍（公元前305–240年）的作品也僅通過引用片段而為人所知。作為齊國稷下門的嘉賓，他是相關宇宙學的早期理論家，這將在西漢時期達到高度成熟。
據說，他引入了這樣一個概念，即王朝憑借五個階段中的一個或另一個階段（吳興，即五種自然力量：木材、木材、土壤、金屬和水）來統治。
并且王朝在五個階段的征服周期中相互繼承：金屬征服木材（切割）、木材征服土地（生長）、土地征服水（筑壩）、水征服火焰（熄滅），火焰征服金屬（熔化）。
他還將地球想象成由九大洲組成，中國占據了東南部。這是《文獻書》「禹貢」一章中所描述的，禹大帝征服了大草原后，所布局的九個省份的示意圖。
據說《世子》是石蛟（公元前390–330年）的作品，石蛟是一位旅行勸導者，對此知之甚少。
《世子》的文本已損壞，有許多缺失的片段和簡短的片段，但作為戰國時期最早的自覺融合作品，它非常有趣。
它有意地從廣泛的其他文本和傳統中挑選和選擇元素，以形成一種旨在優于其來源的混合主義。除其他外，它涉及行政、修身、陰陽和宇宙觀。
呂氏春秋是公元前三世紀中期秦國的宰相呂不韋（？–前235年）所賜。
他很可能是這本類似年鑒的書的贊助人和編輯，這本書是由一個匿名學者團隊根據他的要求撰寫的，于公元前239年完成。
盡管書名（《呂氏春秋》），但它并不是一部編年史，而是一部綜合性的著作，涉及宇宙學、行政學、農業和其他來自戰國時代的題材。
值得注意的是，它包含了一個版本的「月令」日歷，該日歷使用五個階段標準規定了每個月和季節的不同活動和政策，并遵循了鄒衍的王朝征服順序理論。
它還提供了相關宇宙學的最早來源，與在幾座墓葬的發掘中發現的年鑒或「日刊」中的一些材料相匹配。《呂氏春秋》是《管子》和《淮南子》等前漢代融合作品的典范，并對其產生了影響。
有許多思想家的名字已經傳給了我們，但他們的作品已經丟失了，只從簡短的片段中知道。
盡管（或許部分是因為）那個時代的政治動蕩和軍事危險，但這些文本仍然體現了戰國時代知識生活的多樣性、爭論性和純粹的活力。
倫理和政治著作的研究和翻譯。 中國研究專著 68.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賴國龍，《挖掘來世：中國早期宗教的考古學》。
劉德昌譯，《孟子》.哈蒙茲沃思
